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提供的隐性担保，很大程度上又是以未来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作为支撑的。

货币基金的产生，源于美国政府当初对利率的管控。当前热炒的互联网金融概念更多是指P2P平台、余额宝以及移动支付等领域。

互联网并没有派生出新的金融功能。互联网公司灵活而激进的运作模式，扰动了传统金融企业固有格局。互联网目前还没有催生出任何新金融。同样，对研究而言，互联网改变了研究报告的传递，但互联网本身并不能产生研究报告。这与互联网公司的经营规则有根本性冲突。

由于资金更多来自市场而非储户，银行的融资结构被改变，融资成本被提高。所谓互联网金融之所以迅速发展，实际上是进行了比传统银行更为激进的监管套利。多年来银行贷款的利息率加权平均数始终在7％上下徘徊。

储蓄者提供的表现为一定数量货币的实际资源可以称为可贷资金（loanable funds），可贷资金的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利息率同储蓄－投资关系决定的利息率应该是一致的。因此，这个问题不是单靠放松货币政策所能解决的。现实中的利息率应该围绕这个利息率波动或趋向于这个利息率。美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有两个：就业和通货膨胀。

其他因素给定时，利息率越高，储蓄量就越大、投资量越低。在沃尔克之后，由于以联邦基金利息率为中间目标，美联储干脆不再公布货币增长速度的数据。

两者间的平衡决定了均衡利息率水平。长期以来，中国存在金融抑制，利息率长期低于均衡水平。现在，决策层非常有必要考虑一下，中央银行是否应该把基础利息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央行在最近的报告中指出，2014年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总体有所下行。

储蓄量和投资量都是利息率的函数。按道理，企业对可贷资金的需求取决于企业资本的边际效率。其利润占中国500强企业利润总额的35.6%。在可贷资金需求（可贷资金需求曲线）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某种货币政策手段，如在银行间市场注入更多流动性，可以立即使基准利息率下降。

在其他因素给定情况下，可贷资金量和利息率之间的关系定义了一条可贷资金供给曲线。自然利息率是无法观测的。

对于许多急需贷款但风险较高的企业，银行不敢问津。在沃尔克时代，由于以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为中间目标，美国利息率大幅度波动。

当然，上述种种因素对融资成本上升或居高不下到底有多大影响，还需通过经验研究给予回答。尽管中国银行的定价机制同西方国家银行有所不同，但中国银行的高利润率似乎多少能够反映中国银行的高加成率。一部分企业则由于资金周转出现问题而没有其他选择，就只好接受非银机构（如地方信托公司）的高成本贷款，甚至接受高利贷。地方融资平台投资回报率虽然不一定太高，但（在投资者看来）风险很低，因而具有投资价值。第五，不对称的变相金融自由化。这个基准利息率理应同储蓄——投资决定的均衡利息率相关。

如果利息率过低，就会出现储蓄不足缺口。加成率的概念与市场结构有关，特别是同金融机构的垄断和议价能力有关。

但基准利息率是货币当局通过各种货币政策手段人为确定的。既然中国的货币政策是中性偏松的，为什么融资难、融资贵成为当前企业的一个突出问题？我们已经指出，合理的（正确的）利息率水平应该是由储蓄——投资平衡所决定的利息率水平。

现在非常有必要考虑一下，中央银行是否应该把基础利息率作为的中间目标。由于不同金融资产有不同期限，无风险的联邦基金利息率和各种期限的国债利息率所构成的跨度从隔夜到三十年期的收益率曲线（或期限结构）便成为有不同金融资产定价的基准。

如果条件还不成熟，现在谈论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就没有太大意义。■如果中国货币当局要同时兼顾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新增信贷规模和基准利息率，顾此失彼就难以避免。交易成本上升必然最终推高企业的融资成本。但一个最重要的简单结论是：融资难、融资贵是由多方面原因，特别是制度性原因造成的。

可观察到的联邦基金利息率当然不等于自然利息率。尽管中央银行都是通过在银行间拆借市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实现中间目标，但如果以隔夜拆借利息率为中间目标，中央银行就无法准确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速。

至少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一些国家（如新西兰和欧元区国家）的货币政策只有一个目标：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2％左右。例如，在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商业银行是以联邦基金利息率为基准通过 加成来确定优惠贷款利息率的。

如果此时并未发生其他变化，可贷资金供给曲线就会发生右移——尽管这种移动可能只是暂时的。换言之，要么价从量要么量从价，两者必居其一。

还有一种情况是，可贷资金供求关系并未处于均衡状态。后者为了生存则不得不转向高利贷。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某种阶段、某种情况下往往伴随经济的虚拟化。作为中国特色，央行还通过信贷额度的分配，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放贷。

但是，除非银行自动减少 加成（这不大可能），资金来源成本的上升必然导致资金使用成本的上升。而这种货币的支配权（或所有权）的转移则由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中介通过金融资产的买卖实现（某种约定的达成或契约的建立）。

事实上，供应量增速往往受到信贷规模短边的约束。这个定义试图把储蓄——投资平衡和可贷资金供求平衡、自然利息率和基准利息率统一起来。

不少银行在给企业贷款时，不仅压低质押率而且还要求提供担保，不仅要求提供担保而且还要求有联保，不仅要求有联保而且还要有联保的联保（互保）。因风险提高而提高风险溢价是正常的，但银行自身风险偏好若过度下降则可能存在一定问题。